广西快乐双彩三区走势图: 广西快乐双彩走势图软件下载

合作治理情境下政府、社會組織的角色定位探究

摘 要: 研究討論了政府與社會組織在合作治理中的關系問題。既有認識相對碎片化, 缺少在整體性視角下對合作治理發展狀況的認知。以國內外最新研究為基礎, 基于國家-社會二元論視角, 從角色定位、主體間關系及治理成效三個維度, 梳理合作治理的發展特征、邏輯;并基于合
閱讀技巧Ctrl+D 收藏本篇文章

广西快乐双彩走势图软件下载 www.wbtzv.com   摘 要: 研究討論了政府與社會組織在合作治理中的關系問題。既有認識相對碎片化, 缺少在整體性視角下對合作治理發展狀況的認知。以國內外最新研究為基礎, 基于國家-社會二元論視角, 從角色定位、主體間關系及治理成效三個維度, 梳理合作治理的發展特征、邏輯;并基于合作治理中存在的偏離社會、依賴政府兩類合作失靈的現象, 揭示了影響政府與社會組織合作關系的關鍵機制。由此提出, 對于合作治理的研究應該著眼于治理績效, 探討不同主體特定作用的發生機制, 從整體性的互動關系入手, 探究和推進合作治理的發展。

  關鍵詞: 合作治理; 政府和社會組織; 國家-社會關系;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cooperative governance. There is a lack of understanding of the development of cooperative governance from a holistic perspective. Based on the dualism of state and society, we sort out the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and logic of cooperative governance from three dimensions: role positioning, inter-subject relationship and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Through two kinds of cooperation failure in cooperative governance, the key mechanism influencing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 is revealed. Therefore, we propose that the research on cooperative governance should concentrate on the performance of governance, review the mechanism of specific roles of different subjects, explore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ooperative govern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overall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Keyword: cooperative governance; government and social organization; state-society relationship;

  隨著現代社會主體、需求的多元化, 以合作形式開展社會治理已成為世界性的發展趨勢[1]。中國的社會組織近年增長快速, 2007—2017年, 在民政部登記的組織數量已從38.7萬個增長至76.2萬個1。除了數量上的迅猛增長, 社會組織也在公共服務、政策倡導等領域日益成為政府的得力助手。認識和剖析合作治理的運作機理, 有助于進一步理解中國社會轉型、社會發展和社會治理的內在邏輯[2]。

  如何認識政府與社會組織的合作治理?“國家-社會”的關系是一種有效的認識維度。合作治理呈現了政府與社會組織間的非沖突性互動[3]。兩者關系的內涵究竟為何?何者占據主導地位、承擔支配角色?是“行政吸納社會”[4]抑或“共生式發展”[5]?政府與社會組織如何及為何作出合作治理的行為選擇, 這個選擇又將產生怎樣的影響?這些都成為學者們研究和爭論的焦點[6,7]。既有文獻著重揭示特定的合作治理關系形態或特征, 但多是碎片化的認識?;蚴敲枋瞿騁煥喙叵敵翁?或者評判某一種作用方式, 并假定采取合作治理的手段和方式是應當、有效的。而這些缺少整體性、框架性的認識和剖析, 尤其忽略了對失效的合作治理現象及原因的探討和反思。

合作治理情境下政府、社會組織的角色定位探究

  本文以國家-社會二元論為觀察視角, 梳理合作治理中政府與社會組織的角色定位及關系形態, 呈現合作治理的結構內涵及運作機制。以角色定位、關系形態及治理成效三個維度作為分析框架, 梳理政府與社會組織合作治理的相關研究, 形成對此的整體性認識。首先, 我們將討論合作治理中政府與社會組織各自的職責角色;其次, 論述合作治理主體間的關系, 既關注政府、社會組織的能力與作用, 也闡釋其互動形態、關系模式等;最后針對合作治理失效的困境, 分析影響治理效果的因素。

  依據社會組織的成立方式, 我們將社會組織劃分為官辦和草根 (NGO) 兩類, 其成立和運作方式分別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兩條路徑[8,9]。不少學者將草根類同于未在民政部門登記、不具有合法身份的社會組織[3,10,11];但合作治理語境正是對國家社會關系的調整, 呈現著政府與社會組織關系轉變。因而本文以合作治理情境下, 更為關鍵和重要的社會組織發展路徑問題為標準, 界定兩種類型的社會組織。

  一、合作治理中的政府、社會組織角色

  (一) 合作治理中的政府角色

  “治理”一詞最早由M.Polanyi提出, 他將自發、多中心秩序的論述引入科學發展、經濟進步與自由的討論中[12]。R.A.Dahl則從“多元政治” (polyarchy) 的角度拓展了這一概念, 討論了多元主義在民主領域的意義和價值[13]。E.Ostrom通過對公共池塘資源 (public pool resources) 治理的制度框架、美國地方公共服務供給改革等進行討論, 提出并逐步發展了多中心 (polycentricity) 治理理論[14]。

  治理理論的提出適應于學界調整政府角色的討論。一部分學者認為政府應當向地方和社會分權, 下放公共權力, 實現公權力行使的多元參與。他們關注權力的分散、權力主體的轉移及公共權力的行使等問題, 而這個過程必然需要調整政府與社會組織、第三部門、私營企業、公民等主體的關系[15]。另一部分學者則更強調政府將公共權力和公共責任共同向社會轉移, 認為要為公民、社會讓渡和提供更為寬闊的行為空間。政府的直接參與者和主導者角色, 被漸進地弱化為間接參與者和統籌、監督者[16]。政府治理角色的轉變, 意味著治理主體間關系、權力結構的轉型。通過梳理合作治理中政府的角色內涵、職責承擔及轉變, 既能深化對合作治理發展的剖析, 也能加強對治理主體間關系和社會治理變遷的認知。

  1.公共權力分散與職責承擔

  在分析政府的職責范圍時, 治理理論主張減少政府的直接干預 (rolling back) , 強調政府向社會讓渡空間, 通過購買、外包等方式將市場競爭引入治理過程, 利用市場機制的自主運作提高公共服務供給和公共行政效率。一部分學者關注治理中的政府角色轉變, 政府被視為以“支持者”“協調者”的身份介入公共領域、參與公共治理。但政府并非簡單地不作為, 而是要在治理主體間難以達成有效溝通或產生矛盾無法自我解決的情況下發揮作用;它仍然需要行使自身的公共職責, 承擔公共裁決[17]。另一部分學者更強調公共權力轉移中, 各主體行為邊界的劃分。當公共權力從政府向社會主體轉移時, 即在政府向社會賦權的過程中, 頻頻出現社會對公共權力承接真空等問題;即社會未能具備足夠的能力承接公共權力, 獨立開展社會治理和管理[18], 且這一狀況在新興的社會組織中更為突出。此外, 多元主體的合作治理也帶來治理“碎片化”等問題[19], 多元主體間難以形成合力推進社會治理進程。

  基于這些實踐困境, 政府的“元治理”價值逐漸被學界重新認識。通過行政改革的“整體性治理”, 政府體制內部的整合和統一, 可促進治理活動效率和效益的提升, 提高治理的有效性[20]。政府機構和職能的整合, 是解決治理“碎片化”帶來的社會關系破碎、社會矛盾沖突加劇、管理真空狀態等問題的重要方式和手段[21]。這一“整體性治理”的實現涉及政府政策工具的運用, 需要通過建構政策制定、執行的“政策網絡”, 以網絡化的管理和信息、資源溝通, 整合相關主體關系及其行動來提高行政效率[22]。治理過程中網絡化工具的運用, 成為近期研究和討論的重要議題[23]。在政府治理角色轉變的語境下, 如何調整政府與社會主體間的關系, 實現合作治理的有效性等, 既有研究已為深入討論提供了觀察視角和基礎。

  2.作為統籌與監督者的政府

  隨著社會組織參與合作治理的深入, 政府如何轉變治理角色、如何實現多元治理主體間的權責界分、如何實現合作治理的有效性等成為討論的重點。政府作為公共權力的核心載體, 首先要以“統籌者”的身份規劃社會治理格局[24,25];其次, 作為“監督者”又要履行公共職責, 致力于提高公共政策的有效性[26]。這些討論都集中于政府的統籌和監督職責, 這在對實踐問題的分析中尤為突出。在政府購買服務的研究中, 政府監督和監管的職責被強調, 政府既要通過平等合作和社會組織共同推進社會治理, 又要從大局著眼有序推進治理進程[27]。政府在參與社會治理, 尤其是參與社區治理的過程中, 往往更需要承擔起政策制定者、社區建設規劃者的角色。政府與社區居委會的關系、政府扶持社區居委會建設的做法等, 都影響著政府與參與治理的社會組織間關系內涵[28]。在多元主體參與的公共?;衛砬榫持? 政府的宏觀調控、社會組織作為“聯動伙伴”及兩者互動都會影響社會治理的有效性[29,30]。

  (二) 合作治理中社會組織的角色

  面對政府失靈和市場失靈的治理困境, 社會組織作為替代者出現并發展, Giddens將社會組織參與治理視為解決公共問題的“第三條道路”[31]。政府通過服務購買將社會組織引入社會治理領域, 這一選擇基于社會組織三個層面的特殊屬性, 即專業性、社會性和非營利性。首先, 社會組織具有專業性, 它能夠彌補特定服務領域中政府專業知識和能力的不足, 提供專業和高質量的公共服務。其次, 社會組織具有較強的社會性, 能代表社會表達訴求, 更易于得到社會的支持和認同。此外, 社會組織參與能夠有效降低治理成本, 減少治理中的機會主義行為, 降低談判、監督和執行等交易成本。

  社會組織的特殊屬性如何影響其在合作治理中的角色承擔?它們是必然有效的嗎?什么因素影響社會組織在合作治理中的角色和治理成效?我們認為, 社會組織參與的合作治理并不是必然有效的, 它們在知識立場、關系網絡、行動路徑和行動策略上可能存在偏離。盡管社會組織具有專業性、社會性和非營利性, 但社會組織以何種程度深入到治理進程, 其自由裁量權范圍與政府既有權責邊界如何劃分等, 都將影響社會組織作用的發揮、合作治理的成效。就社會組織管理的宏觀制度環境而言, 組織發展的半專業化處境和弱自由裁量權始終是研究的熱點;其自身發展的不足和缺失, 也被視為導致合作治理多方不滿困境的源頭[32]。但本文的討論聚焦于微觀和中觀層面的社會組織合作治理角色與治理成效, 因而暫不論述制度、政策等宏觀環境因素的影響。

  1.知識立場和關系網絡的精英化

  在合作治理中, 社會組織的知識立場相對當地社會是精英化的。一方面社會組織尤其是專注環保問題的社會組織, 其目標制定源于國際經驗, 在具體的社區實踐中未必具備直接推行的社會、技術基礎[33]。因此社會組織擁有的是科學化、體系化、可復制的知識體系, 但往往與特殊性強、靈活變動和碎片化的地方知識存在隔閡。另一方面社會組織所依托的社區關系網絡是由精英主導的。多元主體參與的社會治理項目, 其推進多由基層政府指導和社會組織協助, 并依靠物業、業主委員會等具體落實。小區居民作為政策宣傳和動員的對象往往處于被動認知和接受的位置, 他們與社會組織間的聯系往往是松散脆弱的。但是社會組織宣傳和倡導工作開展的有效性, 必然建立在小區居民的信任與認可之上[34]。作為外來服務供給方, 取得地方社會對供給身份的信任、服務能力的認可等, 是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最為必要也最為困難的環節, 需要時間的積累和實踐的磨合[35]。而這一長期性的扎根工作, 正是眾多社會組織所欠缺的。

  2.資源偏好與策略性行為選擇

  在治理活動的開展中, 社會組織的治理資源往往依賴于政府。盡管社會組織不以營利為目的, 但資源要素仍然是影響其行為選擇的重要因素[36];這一影響在草根社會組織中更為顯著[37]。實踐中, 來自政府的資源往往成為社會組織更為偏好的選項, 這不僅是因為政府的資源相比其他主體更為豐富和穩定[38], 還因為由政府作為項目資源的供給方能使社會組織更為順利地進入社會治理場域、接觸服務對象[39]。

  在公共服務供給中, 社會組織的行動路徑和行為選擇是策略性的。盡管政府與社會組織合作開展治理活動, 但治理目標的設定、治理進程的推動、項目把控和不同主體間的聯絡等, 仍然受到基層政府的選擇偏好、行政壓力等因素的制約。這一方面是因為社會組織的生存和發展空間在政府的管控之下, 另一方面如何處理與政府間關系、獲取更大的生存和發展空間, 是影響社會組織策略選擇的關鍵因素[40]。因此當治理政策目標與社會要求不一致時, 社會組織更傾向將政府的政策要求置于重要位置, 選擇以策略化手段完成政府的政策目標和要求[41,42]。

  二、合作治理中的政府、社會組織關系

  在合作治理情境中, 政府與社會組織各自承擔特定的治理角色, 差異的角色內涵和特征呈現著迥異的治理主體關系與結構;而不同的主體間關系和治理結構, 也影響著治理主體的職責承擔和治理成效的發揮。在國家-社會二元視角下, 合作治理的政府、社會組織關系主要包括“政府或社會組織主導的合作治理”“政府與社會組織互構的合作治理”兩種類型。以下, 本文就這兩種關系類型作進一步論述。

  (一) 政府或社會組織主導的合作治理

  社會組織和政府間的非沖突性關系, 是社會治理中更為普遍和重要的關系形態, 成為學者關注的重點。雙方關系的非沖突性既表現為政府主導模式下, 政府對社會組織的控制和支持;也表現為社會組織主導模式下, 社會組織的能動性。政府對社會組織的控制, 是影響兩者關系的關鍵因素。政府作為公共權威的掌控者, 吸納社會組織, 開展社會治理[4];但這不單是政府意圖性的結果, 它發生于行政、權力結構的運作邏輯中。政府購買服務的過程也是政府嵌入社會的過程, 它蘊含著一種新型的國家和社會關系:政府居于主導地位, 將社會引入治理, 能夠直接介入社會組織、維持對社會的控制;但隨著社會組織參與治理的深入, 政府主導者角色的內涵也正發生變化[43]。合作治理既能強化傳統的國家與社會關系, 又塑造了政府與社會組織關系新的可能性。政府對社會組織控制力的強弱和形式, 將影響合作治理中政府與社會組織各自的角色承擔, 并進一步塑造治理主體間的關系和治理結構。

  政府的支持, 對合作治理的實現是關鍵和必要的。一方面, 政府需要為多元社會主體的參與提供互動平臺, 保證合作的有效開展[44]。社會組織作為社會主體, 其參與社會治理所需的公共權威在很大程度上也源于政府賦予[45], 因而政府需要通過分權等方式, 向社會組織提供公共權力行使的合法性。另一方面, 政府需要供給公共資源以保障合作治理項目的順利開展和有效運作[46]。這里的政府更傾向于以“指導者”的身份參與到社會培育的過程中, 在社會組織力量相對弱小的時候引導能力的建構。但是就合作治理而言, 針對公共權力的轉移和承接、多主體間關系實質的討論等都略顯薄弱。

  另一部分學者關注社會組織的能動性, 認為社會組織能夠采取策略性行為, 獲取自身的發展空間并影響政府。政府與社會組織的關系具有“非協同性”。差異的組織架構和制度體系, 使得不同的政府部門、層級在處理與社會組織關系時會采取不同的行為策略。這一政策執行邏輯的差異為社會組織提供了多元的可能性和機會, 社會組織需要鑒別和應對這一差異, 盡可能地爭取自身合理的發展空間[47]。其中“做加法”是社會組織重要的策略選擇之一[48], 合作治理情境中的社會組織, 更傾向于選擇和完成“錦上添花”的治理任務, 優先獲取政府的認可和信任, 并策略性地調整、安排自身發展的方向和目標。

  此外, 合作治理中的社會組織作為政府與社會的樞紐, 還發揮著協調溝通、矛盾化解的作用[5]。社會組織所具有的特殊知識體系, 使其在特定治理活動中能有效彌補政府治理能力和角色的缺失, 如在扶貧、慈善、社會救助等具備強專業性的實踐領域能與政府實現角色互補[49,50]。而實踐中基層政府與社會組織的合作還形成了其特定的合作機制, 如“借道”機制等, 以社會組織為中介和聯結開展治理活動;由此也形成了特定的政府與社會組織合作的治理模式, 解決特殊制度、政策環境下的治理困境[51]。

  (二) 政府與社會組織互構的合作治理

  在討論合作治理中的政府、社會組織時, 不少學者認為雙方是相互影響、相互建構的, 因而關注兩者間互動關系及模式等。依據合作治理中政府與社會組織關系的傾向性, 雙方關系可劃分為“共生”[5]和“非對稱依賴”[52]兩種類型。前者突出合作治理是雙方相互需要的共同行為選擇;這一關系形態中, 政府與社會組織作為合作伙伴[53], 以促進公共利益最大化為目標進行平等合作、共同治理。后者側重其非對稱屬性, 如資源要素等會影響兩者各自參與合作治理的范圍和深度, 從而形成差異的合作治理結構。其中, 政府社會治理的控制權分配與調整, 社會組織反訴政府的空間范圍、反訴能力及其對治理的影響等, 都影響著治理中政府與社會組織關系形態的內涵與發展[7]。

  草根社會組織作為社會自生、自發的社會組織, 在自身能力建設及影響力方面, 相對其他組織形式都顯得更為薄弱。因而, 合作治理中的草根社會組織更可能與某個下級政府或特定的政府部門, 形成脆弱、偶然的“權益共生”關系, 從而策略性地獲得自身的生存空間[3]。在草根社會組織的策略選擇中, 利益要素是不容忽視的關鍵影響因素, 政府與社會組織間的“利益契合”程度越高, 雙方合作治理“共生”的空間越大、可能性越強[54]。

  相對于共生關系, 依附關系更強調治理主體間對于特定要素、組織模式的完全依賴[55]97-100。在公共服務供給中, 與政府合作的企業、社會組織都呈現對政府信息網絡、組織架構的依賴性, 以之為生產和社會活動開展的基礎[56]。類似的狀況也發生在國際社會組織與地方政府的合作治理項目中, 具有標準化和成熟治理模式的國際社會組織, 同樣被地方政府形塑, 逐步成為單純的出資方[57]。

  政策倡導和公共服務是政府與社會組織主要的合作領域[58]。首先, 政府的行政干預和資金資助會影響社會組織[46], 基層政府偏好、管理手段、資源供給方式等也是重要的影響因素[59]。但這并不意味著社會組織只是被動地接受政府要求, 受制于政府;管控下的社會組織往往對機會更為敏感, 也更傾向于發掘和強化其中的積極因素[58]。當政府參與政策倡導等治理過程時, 社會組織會采取策略性的手段處理與政府的關系, 如通過“軟化 (softer) ”的方式, 盡量發揮自身優勢[60]。

  三、合作治理的失靈與影響因素

  政府與社會組織的合作治理, 不論是政府或社會組織主導, 還是政府與社會組織互構的治理關系, 都不意味著社會治理的必然有效。合作關系是這種治理形式的載體、特征, 但善治才是核心目的。從合作關系到治理績效之間, 還存在著諸多影響因素, 對這些影響因素的分析, 有利于認識合作關系的具體實踐過程, 推動實現合作治理的預期績效。對這些影響因素的分析, 學界一般是從治理失敗的案例中進行總結。

  (一) 偏離社會的合作治理

  在公共服務的供給中, 社會組織與社會并非必然一致。這種不一致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在治理角色的定位上, 社會組織與社會的服務對象間可能存在偏差。社會組織在承擔公共服務供給、參與社會治理的過程中, 在治理目標、對治理的認知、實施治理的手段等維度與社會主體間存在隔閡甚至是背離[61];尤其在涉及利益、權利等問題時, 雙方關系常常具有沖突性。另一方面在治理目標的選擇、實施治理的手段、對治理的認知等維度, 社會組織和社會之間本就存在偏差。在治理目標的選擇上, 社會組織更傾向于長遠、整體性的目標定位;社會民眾則更關注實用性和功利性, 考量對生活的直接影響[62]。因而在評估治理風險、利益關系和治理成效時, 社會組織和社會民眾間的評判標準是不一致的。如短期治理成本對于服務對象而言, 是關乎切身利益的關鍵影響因素;但對于社會組織的長遠規劃而言, 短期成本可以被長期收益所抵消, 是值得和應當付出的代價;這一差異使雙方可能作出沖突性的選擇[63]。

  并且, 社會組織與地方社會、服務對象之間各自擁有一套知識體系。作為外來知識精英的社會組織, 既需要通過了解當地社會結構、行為規范等地方知識和文化, 改造自身體系化、規范化的知識結構[33], 也需要通過漸進、直接的服務實踐, 獲取地方社會、服務對象的認同, 并建立與地方的信任關系、扎根地方社會[35]。政府與社會組織合作開展社會治理的目的, 并非簡單落地治理活動、完成治理項目、賦權社會, 更是為了解決社會問題, 提高社會生活質量和水平;但既有的合作治理進程往往弱化了對這一核心問題的關注。

  (二) 依賴政府的合作治理

  政府與社會組織的合作治理, 在治理目標、治理手段的選擇上都凸顯了對政府的依賴性和傾向性, 社會的意愿和實際需求被相對弱化。究其原因, 有以下三種:

  第一, 在生存、發展空間上, 社會組織受到政府的限制和管控。在實際治理情境中社會組織相對于政府是弱勢和邊緣化的, 也難以具有實質的社會影響力[64]。社會組織以政策目標的完成為行動目標, 常被視為政府部門職能的延伸和彌補而存在, 因而難以打破既有行政體制對接社會的障礙;草根社會組織因其由社會自發產生的特殊身份, 被認為更可能與社會主體建立親近關系, 更便于了解社會需求和對接社會主體[65]。但是與政府合作的社會治理經歷, 也往往使草根社會組織易于喪失獨立性和自主性, 逐步被政府所吸納, 疏離社會[66]。

  第二, 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的空間是被限定和管控的。與社會組織合作并引導社會組織參與治理, 是政府特定情境下的特殊治理需求, 是短期的、有邊界的。其目的在于穩固基層政府在地方社會治理中首要的、決定性的地位[67]。社會組織需要在政府所限定的框架范圍之內選擇活動方式和采取行動, 滿足政府的治理需要并彌補其缺失, 因此處于輔助和被需要的位置。

  第三, 社會治理資源的來源是有限的。為獲取更優質的資源, 社會組織更傾向于選擇與政府合作, 從政府項目中獲取治理資源;因而相應地從政府的治理目標出發供給公共服務, 滿足政府需求和目標的設定[41]。這一行為偏好和合作路徑意味著實際的社會需求被相對弱化。特別對于中國倡導的環保社會組織而言, 從政府獲取資源以及得到政府的關注和認可, 有助于其更快地進入社會治理領域, 更順利地接觸服務對象, 并且獲得來自政府的更為穩定、充足的治理資源, 也能夠提升服務的質量和社會治理成效[39]。

  從上我們可以看出, 組織目標和政府資源都對合作治理的績效構成了重要影響。這是分屬不同類型的因素:一個是組織要素, 另一個是行動機會。它們分別對應不同的領域和對象:一個是社會組織的自身能力, 另一個是實踐的社會結構。若進一步探討這兩種要素的關系, 可以看到它們可能構成相互影響的矛盾關系。一方面政府是社會治理的首要主體, 對社會組織發揮作用有著重要影響;政府要積極鼓勵和培育社會組織, 提供資源和活動機會助其成長。另一方面, 過多的政府資源會形成“資源依賴”的問題, 使得社會組織的作用偏離預期。因此, 政府資源的有效配置, 引導社會組織圍繞特定目標提升能力, 展開實踐, 形成合作治理的有效供給結構, 應成為合作治理關注的重點。

  四、結論與思考

  綜上, 建立和營造社會組織與政府的良好關系, 既是培育和發展社會組織的前提條件, 也是實現合作治理良好績效的必備要件。政府公共權力向社會轉移和分散, 伴隨著政府治理角色從管控者向統籌者、監督者的轉型, 也意味著政府與社會組織關系的轉化。作為多元社會利益和社會訴求代表的社會組織, 需要恰當地處理和維系與政府的關系。圖1呈現了合作治理中政府與社會組織關系結構的內涵。首先, 政府作為社會治理的主導者, 扶持和發展社會組織;社會組織作為輔助者參與社會治理。其次, 在政府與社會組織關系的影響因素中, 行動機會、治理資源、公共價值內涵、組織建設、治理能力等都塑造著雙方關系的形態及互動模式, 影響著合作治理績效。在此基礎上, 合作治理要素、條件的缺失和不足, 會造成政府與社會組織間的矛盾, 進一步制約治理績效, 形成治理失效的狀況;反之, 合作治理要素、條件的充分完備, 可促使政府與社會組織形成良好的關系, 產生良好的合作治理績效。

  圖1 合作治理中的政府與社會組織關系結構圖

  圖1 合作治理中的政府與社會組織關系結構圖

  合作治理良好績效的實現涉及諸多隱性條件和要素, 這些條件和要素的完善與提升需納入社會結構中予以考量;這是合作治理存在的結構性問題, 能直接影響合作治理的績效結果。其中, ?;ど緇嶙櫓隕淼墓殘約壑?、引導社會組織自身能力的提升, 是最為重要和關鍵的兩個要素。發展時間短、組織結構不完善、治理能力薄弱的社會組織, 在參與社會治理并與政府互動合作的過程中, 易受到多元價值、關系的影響, 從而作出偏離自身公共性價值的行為選擇。我們需要關注并深入認識這一問題, 有意識地?;ど緇嶙櫓哂械奶厥廡?、公共性價值, 更要引導社會組織加強自身的建設, 培養和提升其治理能力;從內外兩個維度共同促進合作治理良好績效的實現, 推動社會組織的長效發展。

  合作治理是社會治理轉型的必然趨勢, 也是理解社會的轉型發展、政府與社會關系變遷的重要維度。通過國家-社會關系的二元視角, 我們呈現了合作治理的發展邏輯、運作機制, 剖析合作治理績效的影響因素及實現良好績效的條件, 以此形成對合作治理更為完整的認知, 推動相關研究的深入。

  參考文獻

  [1] BROWN T L, GONG T, JING Y.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in mainland China and Hong Kong:Introductory essay[J].International public management, 2012, 15 (4) :393-404.
  [2] 敬乂嘉.合作治理:歷史與現實的路徑[J].南京社會科學, 2015 (5) :1-9.
  [3] 紀鶯鶯.當代中國的社會組織:理論視角與經驗研究[J].社會學研究, 2013 (5) :219-241.
  [4] 唐文玉.行政吸納服務——中國大陸國家與社會關系的一種新詮釋[J].公共管理學報, 2010, 7 (1) :13-19.
  [5] 王清.項目制與社會組織服務供給困境:對政府購買服務項目化運作的分析[J].中國行政管理, 2017 (4) :59-65.
  [6] 黃曉春.當代中國社會組織的制度環境與發展[J].中國社會科學, 2015 (9) :146-164.
  [7] 徐盈艷, 黎熙元.浮動控制與分層嵌入——服務外包下的政社關系調整機制分析[J].社會學研究, 2018 (2) :115-139, 24.
  [8] 李朔嚴.政治關聯會影響中國草根 NGO 的政策倡導嗎?——基于組織理論視野的多案例比較[J].公共管理學報, 2017, 14 (2) :59-70, 155.
  [9] 鄧國勝.中國草根NGO發展的現狀與障礙[J].社會觀察, 2010 (5) :14-15.
  [10] 張緊跟, 莊文嘉.非正式政治:一個草根NGO的行動策略——以廣州業主委員會聯誼會籌備委員會為例[J].社會學研究, 2008 (2) :133-150.
  [11] 陳為雷.從關系研究到行動策略研究——近年來我國非營利組織研究述評[J].社會學研究, 2013 (1) :228-240.
  [12] POLANYI M.The logic of liberty:reflections and rejoinders[M].London:Routledge, 1953.
  [13] DAHL R A.Polyarchy:participation and opposition[M].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3.
  [14] OSTROM E.Public entrepreneurship:a case study in ground water basin management[M].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65.
  [15] STOKER G.Theory and urban politics[J].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98, 19 (2) :119-129.
  [16] MCGINNIS M D, Ostrom E.Reflections on Vincent Ostrom,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olycentricity[J].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2012, 72 (1) :15-25.
  [17] SCHARPF F W.Games real actors could play:positive and negative coordination in embedded negotiations[J].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 1994, 6 (1) :27-53.
  [18] 吳曉林, 郝麗娜.“社區復興運動”以來國外社區治理研究的理論考察[J].政治學研究, 2015 (1) :47-58.
  [19] 肖亞雷.碎片化的共識與合作治理重構[J].東南學術, 2016 (3) :55-61.
  [20] PERRI 6, LEAT D, SETZLER K, et al.Towards holistic governance:the new reform agenda[M].Nen York:Palgrave, 2002.
  [21] 李強, 葛天任.社區的碎片化——Y市社區建設與城市社會治理的實證研究[J].學術界, 2013 (12) :40-50.
  [22] ALBRECHTS L, LIEVOIS G.The Flemish diamond:urban network in the making?[J].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 2004, 12 (3) :351-370.
  [23] MCGUIRE M.Collaborative public management:assessing what we know and how we know it[J].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2006 (66) :33-43.
  [24] 范永茂, 殷玉敏.跨界環境問題的合作治理模式選擇——理論討論和三個案例[J].公共管理學報, 2016 (2) :63-75.
  [25] LAM W F.Institutional design of public agencies and coproduction:a study of irrigation associations in Taiwan[J].World development, 1996, 24 (6) :1039-1054.
  [26] DENHARDT R B, DENHARDT J V.The new public service:an approach to reform[J].International review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03, 8 (1) :3-10.
  [27] 茍歡.多中心治理視野下公共服務供給機制的改善——以N市J區政府購買居家養老服務為例[J].四川理工學院學報 (社會科學版) , 2013, 28 (5) :19-23.
  [28] 花蕾, 徐建邦.城市社區治理中的政府角色研究[J].東北財經大學學報, 2008 (3) :46-49.
  [29] 夏志強.公共?;衛磯嘣魈宓墓δ蕎詈匣鋪轎鯷J].中國行政管理, 2009 (5) :122-125.
  [30] 王光星, 許堯, 劉亞麗.社會力量在應急管理中的作用及其完善——以2009年部分城市應對暴雪災害為例[J].中國行政管理, 2010 (7) :67-69.
  [31] GIDDENS A.The third way:the renewal of social democracy[M].Cambridge:Polity, 2013.
  [32] 黃曉星, 熊慧玲.過渡治理情境下的中國社會服務困境:基于Z市社會工作服務的研究[J].社會, 2018 (4) :133-159.
  [33] BRIGGS J, SHARP J, YACOUB H, et al.The nature of indigenous environmental knowledge production:evidence from Bedouin communities in southern Egypt[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the Journal of the development studies association, 2007, 19 (2) :239-251
  [34] JOHN P.The contribution of volunteering, trust, and networks to educational performance[J].Policy studies journal, 2005, 33 (4) :635-656.
  [35] SERSHEN S, RODDA N, STENSTR?M T A, et al.Water security in South Africa:perceptions on public expectations and municipal obligations, governance and water reuse[J].Water S A, 2016, 42 (3) :456-465.
  [36] HSU C L, JIANG Y.An institutional approach to Chinese NGOs:state alliance versus state avoidance resource strategies[J].The China quarterly, 2015 (221) :100-122.
  [37] PENG Q.Grassroots NGOs and their strategic alliances with the Chinese state:a case study in Guangzhou[D].Hong Kong: (Thesi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7.
  [38] BAR-NIR D, GAL J.Who has the power?The role of NPOs in local authorities[J].Volunta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voluntary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2011, 22 (1) :1-25.
  [39] LI H, LO C W H, TANG S Y.Nonprofit policy advocacy under authoritarianism[J].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2017 (1) :103-117.
  [40] VAN SLYKE D M.Agents or stewards:using theory to understand the government-nonprofit social service contracting relationship[J].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2007, 17 (2) :157-187.
  [41] SALMENKARI T M.Encounters between Chinese NGOs and the state:distance, roles and voice[J].Issues and studies, 2014 (50) :35.
  [42] HSU J Y J, HASMATH R.A maturing civil society in China?The role of knowledge and professionaliz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NGOs[J].China information, 2017, 31 (1) :22-42.
  [43] 管兵.競爭性與反向嵌入性:政府購買服務與NGO發展[J].公共管理學報, 2015 (3) :83-92.
  [44] SORENSEN E.Metagovernance:the changing role of politicians in processes of democratic governance[J].The American review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06, 36 (1) :98-114.
  [45] BARDHAN P.Decentralization of governance and development[J].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02, 16 (4) :185-205.
  [46] 黨秀云.公共治理的新策略:政府與第三部門的合作伙伴關系[J].中國行政管理, 2007 (10) :33-35.
  [47] 黃曉春, 嵇欣.非協同治理與策略性應對——NGO自主性研究的一個理論框架[J].社會學研究, 2014 (6) :98-123.
  [48] 姚華.NGO與政府合作中的自主性何以可能?——以上海YMCA為個案[J].社會學研究, 2013 (1) :21-42.
  [49] 陳潭.第三方治理:理論范式與實踐邏輯[J].政治學研究, 2017 (1) :90-98.
  [50] 肖莎.社會組織在社會救助事業中的參與:合作與互動[J].經濟體制改革, 2010 (6) :164-168.
  [51] 黃曉春, 周黎安.政府治理機制轉型與社會組織發展[J].中國社會科學, 2017 (11) :118-138.
  [52] 徐宇珊.非對稱性依賴:中國基金會與政府關系研究[J].公共管理學報, 2008 5 (1) :33-40.
  [53] 鄭蘇晉.政府購買公共服務:以公益性非營利組織為重要合作伙伴[J].中國行政管理, 2009 (6) :65-69.
  [54] 江華, 張建民, 周瑩.利益契合:轉型期中國國家與社會關系的一個分析框架——以行業組織政策參與為案例[J].社會學研究, 2011 (3) :136-152.
  [55] 康曉光.依附式發展的第三部門[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1.
  [56] 王清.依附式協作供給:城市公共物品供給機制創新——以X街道辦為例[J].湖南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 2014, 43 (1) :61-68.
  [57] 郭占鋒.被動性“入場”與依附性“運作”:對一個國際NGO在中國工作過程的社會學分析[J].中國農業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 , 2012, 29 (1) :51-60.
  [58] GUO C, Zhang Z.Understanding nonprofit advocacy in non-western settings:a framework and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Singapore[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voluntary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2014, 25 (5) :1151-1174.
  [59] TEETS J C.Let many civil societies bloom:the rise of consultative authoritarianism in China[J].The China quarterly, 2013 (213) :19-38.
  [60] VERSCHUERE B, Corte J D.Nonprofit advocacy under a third-party government regime:cooperation or conflict?[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voluntary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2015, 26 (1) :222-241.
  [61] LIU Q, WANG R Y, DANG H.The hidden gaps in rural development:examining peasant-NGO relations through a post-earthquake recovery project in Sichuan, China[J].The China quarterly, 2018 (233) :1-21.
  [62] BRIGGS J.The use of indigenous knowledge in development:problems and challenges[J].Progress in development studies, 2005, 5 (2) :99-114.
  [63] DE SARDAN, J P O.Peasant logics and development project logics[J].SociologiaRuralis, 1988, 28 (2) :216-226.
  [64] YANG K M, ALPERMANN B.Children and youth NGOs in China:social activism between embeddedness and marginalization [J].China information, 2014, 28 (3) :311-337.
  [65] HSU J Y J, HSU C L, HASMATH R.NGO strategies in an authoritarian context,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citizenship:the cas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J].Volunta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voluntary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2017, 28 (3) :1-23.
  [66] BETLEY R, ROSE P.Analysing collaboration between non-governmental service providers and governments[J].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1, 31 (4) :230-239.
  [67] CLARKE S E.Local place-based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comparing state-centric and society-centered models[J].Urban affairs review, 2017, 53 (3) :578-602.

  注釋

  1 民政部.2007年、2017年社會服務發展統計公報[EB/OL].[2018-08-02] (2019-01-10) .//www.mca.gov.cn/article/sj/tjgb/?.

    王歐,楊非凡.合作治理中政府和社會組織關系研究——基于國家-社會二元論視角[J].華南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21(03):108-116. 轉載請注明來源。原文地址://www.wbtzv.com/html/zhlw/20190603/8175499.html   

    合作治理情境下政府、社會組織的角色定位探究相關推薦


    聯系方式
    微信號 xzlunwen
    熱點論文
    14705193098 工作日:8:00-24:00
    周 日:9:00-2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