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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學在“中國夢”實踐中肩負的使命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八大后至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前后,多次提出了中國夢的論述,令人耳目一新,民族精神為之大振。而中國夢的主題是什么? 中國夢的核心價值觀是什么? 它與美國夢的區別何在? 儒學在中國夢實踐中將能肩負怎樣的歷史使命? 本文擬對這些問題加以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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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

广西快乐双彩走势图软件下载 www.wbtzv.com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八大后至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前后,多次提出了“中國夢”的論述,令人耳目一新,民族精神為之大振。而“中國夢”的主題是什么? “中國夢”的核心價值觀是什么? 它與“美國夢”的區別何在? 儒學在“中國夢”實踐中將能肩負怎樣的歷史使命? 本文擬對這些問題加以闡述,以求教于讀者。

  一、“中國夢”的思想主題: 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習近平總書記關于“中國夢”的論述,其主題是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這在黨的《十八大政治報告》已經提出,但由習近平同志加以明確化和系統化了。2012 年 11 月 8 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代表大會開幕,胡錦濤總書記所作題為《堅定不移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斗》的報告中 8 次提到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主題詞,指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總任務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2012 年 11 月 15 日,新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率領新一屆政治局常委與記者見面會上發表講話指出: “我們的責任,就是要團結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接過歷史的接力棒,繼續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努力奮斗。”又說: “我們的人民熱愛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穩定的工作、更滿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會保障、更高水平的醫療衛生服務、更舒適的居住條件、更優美的環境,期盼著孩子們能成長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

  這實際上已經作了“中國夢”的論述,只是還沒有使用“中國夢”這個洋溢詩意、充滿奮斗精神的名詞罷了。黨的十八大以后,2012 年 11 月 29 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參觀國家博物館的《復興之路》展覽時正式提出了“中國夢”的論述。他說: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

  這個夢想,凝聚了幾代中國人的夙愿,體現了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整體利益,是每一個中華兒女的共同期盼。”

  其后,2013 年 3 月 17 日,剛剛當選國家主席的習近平在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閉幕會發表講話,系統論述了“中國夢”的具體內涵。他說: “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就是要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既深深體現了今天中國人的理想,也深深反映了我們先人們不懈奮斗追求進步的光榮傳統”,“實現中國夢必須走中國道路。這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實現中國夢必須弘揚中國精神。這就是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實現中國夢必須凝聚中國力量。這就是中國各族人民大團結的力量”、“中國夢是民族的夢,也是每個中國人的夢。……生活在我們偉大祖國和偉大時代的中國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機會,共同享有夢想成真的機會,共同享有同祖國和時代一起成長與進步的機會”、“中國夢歸根到底是人民的夢,必須緊緊依靠人民來實現,必須不斷為人民造福”。

  這些論述,系統闡述了中國夢的主題、目標、道路、精神和動力,實際上也揭示了“中國夢”的核心價值觀。

  在黨的十八大和第十二屆全國人大領導人交替時由新一代領導人提出“中國夢”的論述,是中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發展到新時期的時代需要。

  在這個新時期,中國經過 60 多年的社會主義建設和30 多年的改革開放,已經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綜合國力邁上了和平崛起新階段,改革開放進入了全面鋪開、攻堅克難新階段,人民對幸福生活的追求、對民主仁政的向往也達到空前未有的高度,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新一代領導人順應歷史潮流與人民要求,不失時機地提出“中國夢”的論述,特別強調“中國夢是民族的夢,也是每個中國人的夢”,這對于凝聚全黨全國人民的意志與力量為一個宏偉目標而奮斗起了十分重要的激勵作用。

  中華民族自 1840 年鴉片戰爭以來的 170 多年間,特別是自 1898 年戊戌變法以來的 110 多年的歷史表明,振興中華民族,復興中華文化,一直是中華民族志士仁人的偉大夢想。推動戊戌變法維新的康有為、譚嗣同、梁啟超的夢想是“變法圖強”。如康有為提出“公羊三世”說的社會進化論,認為人類社會是沿著從據亂世( 君主專制) 到升平世( 民主共和) 再到太平世( 大同世界) 的軌道演進的,主張通過“全變”型的政治改革推動社會的進化。梁啟超撰著《少年中國說》,以“智、富、強”和“獨立、自由、進步”為其“少年中國說”的核心價值觀。嚴復在戊戌變法前夕發表了《論世變之亟》、《原強》、《辟韓》、《救亡決論》等充滿變革精神的政論,并翻譯發表了宣傳赫胥黎進化論思想的《天演論》,極力提倡“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的思想,號召中國人“救亡圖存”。譚嗣同則撰著《新仁學》,提出了一個冶古今中外之學于一爐的“仁學”思想體系,并以“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的大無畏精神獻身于變法維新的事業。孫中山在中日甲午戰爭清政府慘敗、中國出于危亡之際,于 1894 年 11 月 24日,聯合愛國華僑在美國檀香山成立興中會,起草并發表了以“講求富強之學,振興中華”為本旨的《興中會宣言》。如此等等,都是中國近代史上懷抱“中國夢”的志士仁人,他們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己任,為中國的獨立、自由、富強、文明而進行了前赴后繼、不屈不饒的斗爭,但大多以失敗告終,唯有孫中山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推翻了帝制、實現了共和,毛澤東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國、鄧小平領導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堅持改革開放、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取得了偉大的成功,從而為中華民族在 21 世紀的和平崛起開辟了道路,為中國現代化指明了方向。但全面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建成一個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宏偉目標尚未達到,還需要一代人甚至幾代人的繼續努力奮斗。

  二、中國夢的核心價值觀: 仁愛為本,法治為用

  1. 仁愛為本: “中國夢”核心價值觀的形而上之道

  “美國夢”的核心價值觀,是“自由民主為體,科技法制為用”的自由主義價值觀。現在我們要講“中國夢”的核心價值觀,總得有點自己的創新、自己的特色、而不能原封不動地照搬“美國夢”的核心價值觀吧。那么,應該如何理解和表述“中國夢”的核心價值觀呢?

  我們首先要明白所謂核心價值觀與核心價值觀念、核心價值體系是涵義不同的思想概念。簡言之,“核心價值觀念”是指最重要的一個或多個價值觀念,核心價值體系,是體現核心價值觀的一系列價值觀念的集合性鏈條,而所謂核心價值觀,則是從核心價值體系鏈條中概括出來的由最重要的價值觀念所構建的一個理論結構。

  近百年來,擺在我們面前的有三類核心價值體系,其內涵、范疇與根本精神各有特色: 一是以儒學為主導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核心價值體系,其基本觀念是仁、義、禮、智、信、忠、孝、廉、和、敬等等,本質上是“以人為本,以德為體,以和為貴”的道德人文主義價值觀; 二是西方文化傳統的核心價值體系,其基本價值觀念是自由、民主、平等、博愛、人權、法治、科學等等,本質上是“自由民主為體,科技法制為用”的自由主義價值觀。三是傳統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體系,其基本觀念是民主、平等、正義、公正、尚群、均富等等,本質上是以平等正義為核心的公權主義價值觀。這三類核心價值體系在百年中國的社會政治舞臺上競爭互動,從激烈沖突、相互排斥到互相影響、會通兼容乃至逐漸融合,逐步形成了一種能被全民接受的會通古今、兼融中西的新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我們今天討論的“中國夢”的核心價值觀,實質上是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核心價值體系為基礎,綜合吸收上述三種價值體系中的優秀元素,推陳出新,在當今時代條件下重新塑造的“當代中華民族的核心價值觀”,或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觀。實際上,當代中華民族的核心價值觀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觀并非相互對立、水火不容的,而是一脈相承、根本一致的。前者是后者的思想基礎、內在依據,后者是前者的推陳出新、發揚光大。

  在中國共產黨的十八大政治報告中,首次以明確的價值范疇概括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體系,總共二十四個字,即富強、民主、文明、和諧;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愛國、敬業、誠信、友善。

  顯然,這個核心價值體系,是會通古今、兼融中西的新型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體系,也是習近平倡導的“中國夢”所認同的核心價值體系。但這個核心價值體系,不等于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觀。因為既然講“核心價值觀”,就應該用最簡潔的詞語加以表述,使人一目瞭然,例如孔子講“克己復禮為仁”、孟子講“仁義禮智根于心”、《管子》講“禮義廉恥,國之四維”,董仲舒講“仁義禮智信五常之道”,東漢以后講“三綱五常”,等等,就是對當時核心價值觀的簡潔表述。我們現在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或“中國夢”的核心價值觀,就應該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基礎上加以提煉,概括出簡明易記的“核心價值觀”的表述方式。

  我們只要認真分析一下 24 字核心價值體系的思想來源就可以明白,其中有十六個字是來自儒家為主導的中華傳統文化的核心價值體系,即富強、文明、和諧、公正、愛國、敬業、誠信、友善。另外八個字即“民主、自由、平等、法治”來自于西方文化傳統的自由主義價值體系。而民主、平等、公正、法治這八個字同時也屬于傳統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體系。這說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體系是吸收和綜合了“全人類智慧”而形成的有別于“美國夢”的核心價值體系,而儒家思想則是這個核心價值體系的主要思想來源。

  那么,這來自于儒家價值體系的 16 字,其“一以貫之”之道是什么? 在我看來,就是“仁愛”精神。

  以愛民之心施以仁政,就能使民富國強,使社會文明,人民和諧; 執政以人為本,出以公心,則必能處事公正,行事正派; 有仁德愛心,則必愛國憂民,盡忠報國,至于“敬業、誠信、友善”諸德,皆仁者之德、君子之道,自不待言。

  儒家學派從孔子開始,歷代大儒都以“仁”或“仁愛”作為最核心的價值觀念??鬃詠?ldquo;仁者愛人”、“克己復禮為仁”; 孟子講“仁,人心也”,“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荀子也主張“王者先仁而后禮”,可見在孔孟荀那里,“仁”是最核心的價值觀念,是普世性道德。韓愈所謂“博愛之謂仁”,是對孔孟“仁愛”之道的闡發。宋儒程顥、程頤說“仁者,全體; 四者,四支。仁,體也; 義,宜也; 禮,別也; 智,知也; 信,實也”,說明二程是將仁與其他常德提升到體用高度看待的。仁是道之體,義、禮、智、信是道之用??杉?,在歷代儒家那里,“仁”是根本之道,是最核心的價值觀念,也是儒學傳統的精神基礎,其他德目諸如義、禮、智、信、勇、廉、和、敬之類都是“仁”道的體現,都是由“仁”統率的。

  儒家以“仁”為根本之道,輔之以“義、禮、智、信、勇、廉、和、敬”等常用大德的核心價值體系中的基本價值觀念,實際上已經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重要思想來源。且不說改革開放以來所提倡的“實事求是”、“以德治國”、“以人為本”、“小康”、“和諧”這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關鍵詞,實際上都來自儒家理想,就連胡錦濤同志提出的以“八榮八恥”為內容的社會主義榮辱觀,也可以說是儒家仁、義、禮、智、信加上忠、勤、廉、恥等核心價值觀念的現代擴充版。

  習近平總書記的“中國夢”論述,雖然沒有明確提到“仁愛”這個核心價值詞,卻在多次講話中體現了儒家傳統的民本思想與仁愛精神。例如,他在主政浙江時一再強調“‘以人為本’是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必然要求,是科學發展觀的核心所在,是和諧社會的最高價值理念”,在十八大閉幕當天的記者見面會上也強調說: “我們一定要始終與人民心心相印、與人民同甘共苦、與人民團結奮斗,夙夜在公,勤勉工作,努力向歷史、向人民交一份合格的答卷。”這些講話,充分體現了習近平同志以人為本和堅持民主、執政為民的思想,也揭示出儒家傳統中“以人為本”的民本思想與仁愛精神,正是習近平“中國夢”論述的思想來源之一,是中國夢的精神基礎。因此,我們可以將習近平“中國夢”的核心價值觀的形上道體概括為“仁愛為本”。“仁愛為本”所繼承的正是中華文化傳統的道德人文精神,也是儒家傳統核心價值觀的現代轉型。這正是“中國夢”區別于“美國夢”的根本所在。

  2. 法治為用: “中國夢”核心價值觀的制度保證

  然而,只講“仁愛為本”,還不足以概括“中國夢”核心價值觀的全部內涵,也不足以體現中國夢的時代精神。誠如《周易·系辭傳》所言: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錯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中國夢”核心價值觀的“仁愛為本”,講的是“形而上之道”,還必須有“形而下之器”與其配合,即能使形而上之道得以變化落實、推行于民眾的基本制度與方法。這個“形而下之器”是什么? 我認為就是“法治”。“法治”是當代中國借鑒和吸取外來文明成果用以指導中國現代化建設的普世價值,所謂“以法治國”、“依法行政”就是一個現代國家必須具備的基本制度之用。在 24 字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中,“平等、公正、法治、敬業”這 8 個字基本屬于形而下的器用層面,可以用“法”度來衡量。因為國有法度,則公民平等、政治公正、制度合法、人民敬業等等治理目標與行事作為都可以衡之以法、有規可循??杉?ldquo;法治”是貫穿“中國夢”的“形而下之器”的中心觀念。

  重視“法治”建設,強調依法治國、依法執政,是習近平同志一貫的執政理念,也是他闡述“中國夢”時強調的一個核心理念。早在 2003 年至 2006 年主政浙江期間,習近平書記就提出了建設“法治浙江”、“法治國家”的論述。他指出: “法治建設是政治文明建設的重要內容,法治進步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法治社會是人民夢寐以求的理想社會,我們要扎扎實實推進‘法治浙江’建設,確保我省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并以建設‘法治浙江’的實際成果,為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做出貢獻。

  在 2013 年 3 月 17 日全國人大十二屆一次會議閉幕會上系統闡述“中國夢”的內涵時則強調指出: “我們要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堅持人民主體地位,擴大人民民主……建設服務政府、責任政府、法治政府、廉潔政府,充分調動人民積極性”。

  可見,習近平的“中國夢”論述,是將建設法治國家作為重要戰略任務的。

  根據報刊網絡媒體報道的習近平同志關于“法治”思想的多次講話,我們大致可以整理出如下要點:

  第一,論述了法治建設的重要意義,指出“法治建設是政治文明建設的重要內容,法治進步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法治社會是人民夢寐以求的理想社會”

  第二,論述了憲法的重要性和依憲治國的重要意義。他說: “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是治國安邦的總章程,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權威、法律效力,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依法治國首先是依憲治國,依法執政關鍵是依憲執政”。

  第三,推行廉政,懲治貪腐。他在十八界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會上說: “腐敗問題越演越烈,最終必然會亡黨亡國! 我們要警醒啊! ”又在十八屆中紀委第二次全體會議上說: “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是黨的建設的重大任務。為政清廉才能取信于民,公用權才能贏得人心”,并說: “要堅持‘老虎’、‘蒼蠅’一起打,既堅決查處領導干部違紀違法案件,又切實解決發生在群眾身邊的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

  第四,健全法制,加強監督。他在首都各界紀念現行憲法公布施行 30 周年大會上說: “我們要健全權力運行制約和監督體系,有權必有責,用權受監督,失職要問責,違法要追究,保證人民賦予的權力始終用來為人民謀利益”,在十八屆中紀委第二次全體會議上說: “要加強對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督,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懲戒機制、不能腐的防范機制、不易腐的保障機制”。

  上述思想歸結為一句話,就是以法治國,依法行政。因此,我們可以將習近平“中國夢”核心價值觀的形而下之器概括為“法治為用”,這是中國夢的制度保障。

  綜合以上論述,我們可以將“中國夢”的核心價值觀概括為“仁愛為本,法治為用”八個字,簡稱“仁本法用”。“仁”與“法”的關系是道、器關系,是體、用關系,“仁”是道、是體; “法”是器、是用。它是一個觀念結構,是一種理論形態,也是中國夢的根本價值導向。“仁愛為本”所繼承的是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傳統的道德人文精神,所體現的是從傳統民本仁愛走向現代民主仁政的治國之道; “法治為用”所體現的,則是現代社會的有效治理方式。

  “仁愛為本,法治為用”,既是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目標的“中國夢”的核心價值觀,也是當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觀。堅持“仁愛為本”,就具有了熱愛祖國、熱愛人民的大愛之心,就能時時處處以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為至高無上的目標追求,就能自覺實行權力在民、執政為民、取信于民的民主仁政,做一個真正的人民公仆; 堅持“法治為用”,就能具有“治大國若烹小鮮”的治國情懷,舉重若輕,法簡政清,精心治理,恰到好處,就能出以公心,善用利器,真正做到以法治國,依法行政,從而達到社會的和諧,國家長治久安,人民快樂幸福。這就是“仁本法用”核心價值觀的理論意義和實際效用。如果領導者和廣大民眾都能確立并實踐這個核心價值觀,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必定成為 21 世紀的美麗現實。

  三、儒學在中華復興事業中的歷史使命

  1. 百年儒學的命運: 衰極而興

  儒學自誕生以來已有 2500 多年的歷史,它從一開始就由孔子規定為“修己以安百姓”的政治特性,故與政治結下了不解之緣,與社會的治亂興亡及百姓的禍福憂樂緊密相連。縱觀 2000 多年的中國王朝興替史,儒學的命運也往往與封建王朝的興替密切相關,經歷了盛極而衰、衰極而興的曲折發展。

  但似乎也有一定規律,即盛世崇儒,衰世反儒。西漢武帝盛世,采納董仲舒“抑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建議,儒學開始定于一尊,經學大興。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大亂,佛道興盛,儒學衰落,到盛唐時期,儒學開始復興,儒家經典文獻得以系統整理。

  北宋統一中國,儒學轉型,從經學轉型為理學。元朝蒙古族入主中原,推行民族歧視政策,儒學極衰,至明朝國力強盛,儒學再度復興。理學、心學交相輝映。至清代滿族入主中原,實行文化專制政策,“修己治人”的儒學變成了長于考證的“樸學”,儒學實際上再度衰落,到了清末,隨著西學的引進、新學的興起,儒學收到西學、新學的批判而日益衰落,而從 1915 年開始的新文化運動以來,儒學被當作“封建主義”或“專制主義”的代名詞受到嚴厲的批判,直到 1966 ~ 1976 年的“***”中,儒學及其代表的中華傳統文化幾乎到了被全盤否定乃至極度衰落的地步。

  但即便是儒學受到全面批判、全盤否定而極度衰落,用當代新儒家杜維明的話來說是“儒門淡薄,花果飄零”,但儒家學者并沒有屈從時勢,而是堅守儒道、弘揚儒學。于是在近現代出現了一批新儒家學者,創立了現代新儒學的新形態。其著名的代表是以馬一浮為代表的新經學,以熊十力、牟宗三為代表的新心學、以馮友蘭為代表的新理學,還有梁漱溟、賀麟、方東美、唐君毅、徐復觀、張君勱等獨具體系的新儒家思想家,為儒學在當代的復興開辟了思路,奠定了基礎。

  自 1976 年中國共產黨粉碎了代表極左路線的“王張江姚四人幫”進入“撥亂反正、改革開放”的新時期以來,中國社會出現了從經濟復興到文化復興的新局面。而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在 20 多年改革開放的基礎上進入了和平崛起、全面復興的新階段,儒學也隨著小康盛世的出現而進入“重整旗鼓,衰極而興”的新階段。出現了“文明對話”論、公民儒學、生活儒學、政治儒學、民主仁學、新仁學、新儒教等多種儒學新論述,可以說,當代中國已經開始了儒學復興的新進程。

  關于儒學在當代的復興,我曾撰文論述。一篇是《中國當代儒學復興的形勢與發展方向》,另一篇是《當代儒學發展的新方向》。我在這些文章中概括了當代中國儒學復興的十大標志,一是連續不斷地舉行以儒學發展為專題的國際國內學術會議,二是儒學團體如雨后春筍,三是建立儒學院、國學院、中心等專業研究機構,四是在世界數十個國家創辦了 300 余所孔子學院,五是樹立孔子銅像和大儒銅像,六是各地恢復孔廟、定期舉行祭孔祭儒活動,七是創辦或恢復舊式書院、孔學堂,開展讀經活動,八是出版大量與儒學相關的專著、叢書、期刊等,九是政府和官員改變了對待儒學與祭孔活動的態度,從過去的批判、觀望到支持、參與,十是官方意識形態乃至核心價值觀念中的儒學元素日益增多,這都說明儒學在當代確實開始復興了。我認為,當代儒學的發展方向,是超越心性儒學和精英儒學的局限而面向大眾、面向生活、面向現代,“儒學只有深入生活才能夠教化民眾,只有弘揚民主才能夠立足于現代。如果離開了生活,離開了民主,那么儒學的復興就是一句空話。”

  2. 儒學在中華復興中的歷史使命

  現代社會是一個價值多元的社會,文化也是多元存在的。每一種文化都有它作為多元文化中“一元存在”的價值。儒學也將作為現代多元文化中的一元存在發揮其應有的作用。那么,當代儒學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歷史進程中承擔著怎樣的歷史使命、發揮什么作用呢? 在我看來至少有四大使命:

  第一,推動民主仁政。現代化的一大趨勢是政治民主化,這是無論什么社會都擺脫不了的宿命。

  中國現代化的趨勢之一也必然是從威權政治走向民主政治。問題是這種轉型必將具有中國的特色。

  什么特色呢? 就是儒學中民本與仁政的傳統。盡管這個傳統在中國歷代政治現實中從來沒有完美地實現過,但卻始終是歷代儒家的政治理想。民本的涵義就是社會以人為本,國家以民為本,統治者承認民眾的力量和民生的需要。仁政的涵義就是統治者寬以待民,推行親民、愛民的政策,建立以德治國的治理模式。如果說,這個傳統在君主專制條件下只是一種政治夢想的話,那么在推翻了君主制的人民共和制度下就完全可以轉變為現實。當代儒學的一項重要歷史使命,就是要促使中國政治從傳統的民本走向現代的民主,促使民主仁政的建立。但要推動中國政治的這種轉型,儒學本身也需要轉型,即其理論體系必須能夠包容和吸收民主價值觀念。這一點正是從康有為、譚嗣同以來的中國新儒家所嘗試進行的儒學創新。現在人們應當不再懷疑,經過百余年轉型改造的當代新儒家的核心價值體系中,必須而且已經有民主的一席之地了。

  當代新儒學的弘道之士,應該而且能夠擔當起推動民主仁政建設的重任。

  第二,提升和改善全民的道德境界與人文素質。儒學歸根結底是一種道德人文主義哲學,其本質的特性首先是確立道德的主體性,關懷人生的意義與價值。孟子說: “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

  ( 《孟子·離婁下》) 荀子說: “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 《荀子·王制篇》) 人與動物不同之處就在于人是有道德、講道義的,所以天下萬物人為貴。尤其是在當前社會人性異化、道德滑坡、社會風氣不正的背景下,扶正祛邪,端莊黨風、政風、民風,提倡全民族的道德自覺已成為當務之急,這也是實現中國夢的必要條件。而儒學在從事道德修養、提升道德自覺、培養君子人格、改善人文素質方面有著優良的傳統與充沛的思想資源,可以發揮其他核心價值體系難以企及的優勢,從而為實踐中國夢的道德教育和移風易俗發揮重要的作用。

  第三,促進功利社會競爭的良性發展。現代化社會往往以功利為導向,無論是政治、經濟還是社會、文化,到處都有競爭。有競爭本來是好事,大至社會與國家,小至企業與團體,有競爭就有活力。

  但是競爭如果不以道德正義去規范,不以和諧發展為目標,就會變成唯利是圖、危害社會與民生的惡性競爭。就像近年來中國某些不良企業為了一己之利不顧民眾生死而生產、制造毒奶粉、毒藥品、地溝油那樣,是危害人民健康的嚴重犯罪,必須嚴加懲治! 所以我們必須提倡良性競爭,和諧發展。而儒家的誠信、公正、禮義、和諧等核心價值觀念對于促進良性競爭、和諧發展將起到十分積極的作用,這也是實現中國夢的應有之義。

  第四,輔助法治建設中的道德正義。如上所述現代社會必定是法治社會,法治建設是實現中國夢的根本性舉措。儒家歷來重視德治、禮治與圣人之治,法治思想的資源不如西學。因此我們在實現中國夢的實踐中移植西方法治理論、制度與經驗是勢在必行、天經地義的。但“法治”社會同樣必須將道德。“德”與“法”的關系是相輔相成的: 道德是立法的依據,是良法之“本”,“法”是社會的公德,是每個公民必須遵行的道德底線,所以“德”與“法”的關系是“德本法用”。孟子所謂“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孟子·離婁上》) ,正是揭示了“德”與“法”相輔相成的關系。但法是人制訂的,也需要人去執行,故立法者與執法者的道德水準與人文素質對于實現司法正義十分重要,有良吏無良法固然不足為政,有良法而無良吏也不能達到善治。而儒家的仁愛、德治、公正、廉明等核心價值觀念對于培養良吏、公正執法、實現法治社會的道德正義方面將能起到十分積極的輔助作用。

  綜上所述,當代儒學在推動民主仁政、提升道德人文素質、促進良性競爭、輔助法治的道德正義方面將能起到積極作用,這正是當代儒者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事業中應當自覺肩負的歷史使命。當然,這里有必要強調的一點是: 現代社會是多元文化、多元價值競爭共進的社會,儒學僅僅是多元文化中的一元存在,其核心價值體系也只能作為中國夢的核心價值體系中的部份元素存在并發揮作用,人們不應要求儒學包打天下,當代儒者也不要妄自尊大地試圖去包打天下,而堅守本分、盡其弘道經世之責可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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