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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強調教派主義既是敘利亞?;械耐懷鱸? 也將是影響敘利亞重建的關鍵因素。本文首先分析論證敘利亞?;煌耆粲誚膛沙逋? 指出階級、意識形態、地方關系等也在敘利亞?;邪繆萘酥匾巧?。繼而對敘利亞教派主義的產生、發展及動員進行詳細論述, 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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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快乐双彩走势图软件下载 www.wbtzv.com   摘 要: 本文強調“教派主義”既是敘利亞?;械耐懷鱸? 也將是影響敘利亞重建的關鍵因素。本文首先分析論證敘利亞?;煌耆粲誚膛沙逋? 指出階級、意識形態、地方關系等也在敘利亞?;邪繆萘酥匾巧?。繼而對敘利亞“教派主義”的產生、發展及動員進行詳細論述, 指出敘利亞“教派主義”因為長期的歷史矛盾、短期的?;碳ぜ敖膛沙稍倍約灞幻鵓目志宓戎疃嘁蛩囟逼鵠?。最后, 結合哈菲茲·阿薩德與巴沙爾·阿薩德統治時期“教派主義”與民族認同之間的關系, 分析在敘利亞未來重建中“教派主義”將扮演的重要角色。

  關鍵詞: 教派主義; 敘利亞; 重建; 認同;

  敘利亞?;?011年3月爆發至今已有8年多, 從2017年開始, 敘利亞政府在以俄羅斯為首的國際社會的幫助下逐漸收回了失地, 1加快了與反對派的政治談判進程, 敘利亞重建即將提上日程。然而, 敘利亞重建不可避免地會遭遇諸如政權爭奪、疆界版圖爭端、資金匱乏、安全隱患等重重困難。在眾多困難當中, 最復雜和難以解決的莫過于“教派主義”問題, 它直接影響到敘利亞的民族 (國族) 認同。

  敘利亞在“中東劇變”的國家中既典型又特殊。稱其典型, 是因為它備受指責的威權統治在爆發“中東劇變”的國家中極為典型;稱其特殊, 是因為它是一個由少數教派成員統治的國家, 而在?;⒅? 它又一直以民族、宗教、教派多樣化且和諧共存的面貌示人。正因如此, 在這樣一個典型又特殊的中東國家爆發如此長時間的?;酥蹌? 其中的“教派主義”因素更因為“伊斯蘭國”的介入與發展壯大而成為焦點。本文試圖通過探討敘利亞?;?ldquo;教派主義”的關系, 分析敘利亞“教派主義”認同的發展與特點, 進而指出“教派主義”在敘利亞?;約拔蠢粗亟ㄖ興繆蕕慕巧? 以期從這一視角闡釋敘利亞重建的困難性。在目前敘利亞重建迫在眉睫、我國企業試圖積極參與其重建的形勢下, 本文具有較強的理論與現實意義。

  一、敘利亞?;粲誚膛沙逋?

  “教派主義” (Sectarianism) 一詞廣義上泛指不同宗教或教派 (下文統稱教派) 、族群或政治團體之間包括良性關系在內的一切關系, 2狹義上主要指教派之間的偏見、歧視及憎惡等不和諧關系。3由于本文主要關注的是教派沖突, 因而使用的是“教派主義”的狹義內涵。由于在敘利亞?;? 打著“教派主義”幌子的煽動性語言以及綁架、謀殺、性暴力、屠殺等層出不窮, 因此這場?;員⑵鴇慍31幻杌嫖從?ldquo;教派主義”的沖突與仇殺。

  根據這一觀點, 敘利亞人民被分為多種具有政治性的教派團體, 其中12%為伊斯蘭教什葉派的一個小分支阿拉維派, 支持同為阿拉維派的總統巴沙爾·阿薩德的政權;約64%為敘利亞最大的教派團體遜尼派, 由于在阿薩德政權統治下遭到邊緣化而大都支持反對派;敘利亞的其他非遜尼派宗教團體, 如基督徒 (約占10%) , 德魯茲派 (約占3%) 及其他 (雅茲迪人、猶太人等, 約占1%) 由于害怕在占多數的遜尼派統治下將受到不公待遇而支持現政權?;褂性頰?0%的庫爾德人, 雖然他們大多是遜尼派教徒, 但主要認同自己的族群, 一開始持中立主義, 后來渴望分離。這種說法往往將敘利亞描繪成一個由英法兩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人為創造的國家, 認為教派認同將打敗“賽克斯-皮科體系”后形成的政治認同。4所以, 解決敘利亞問題也要仿照黎巴嫩那樣按教派分配政治權力才行。5將敘利亞?;枋鑫膛沙逋皇腔諞韻錄偕? 本文將逐一分析:

  第一, 假設教派認同這一次民族 (國族) 認同存在, 且該社團成員擁有基于這種認同關系而形成的政治取向。這反映出敘利亞民族認同構建的失敗, 因為二者不能共存。6然而, 即便在?;⒑? 敘利亞仍呈現出“教派主義”與“國家主義”共存的局面。

敘利亞?;搿敖膛芍饕濉鋇墓叵堤驕? src=

  2011年3月, 敘利亞?;⒁潦? 和平對抗行為是分散的、局部的, 但卻懷有“國家主義”的目標??掛檎咚淙淮蠖嗍茄紡崤砂⒗? 但他們提出的口號中充滿“人民”、“敘利亞”字樣而非“教派主義”詞匯, 甚至要求更換現在的充滿“阿拉伯民族主義”色彩的敘利亞國旗, 改用敘利亞建國初期使用的國旗。7簽訂“大馬士革宣言”的前成員一度成為敘利亞民間反對派領導層的核心, 但當2011年夏天和平抗議轉變為武裝斗爭時, 大多數領導人離開了敘利亞。2011年11月20日, 20名獨立的反對派活動者邀請了包括穆斯林兄弟會、“大馬士革宣言”成員以及其他民主派人士在內的70名反對派成員在土耳其伊斯坦布爾組建了意圖團結所有世俗及溫和伊斯蘭反對分子的代表機構“敘利亞全國委員會” (Syrian National Council, al-Majlis al-Watani al-Suri) , 發表了“敘利亞全國委員會政治綱領”, 與“大馬士革宣言”類似, 將“建立民主、多元化和文明的國家”8作為目標。此外, 該綱領也表示應在敘利亞領土和人民團結的框架內支持“庫爾德人”及“亞述人”的族群權利。9

  與此同時, 雖然敘利亞國內武裝抗議逐漸代替了和平對抗, 但很多武裝組織一開始仍采用具有“國家主義”的包容性名稱, 最典型的是2011年夏季形成的軍隊“自由敘利亞軍” (英文為Free Syrian Army, 簡稱FSA) 。在此階段, 敘利亞政府也用“國家主義”的話語駁斥反對派, 并建立新軍事機構“國防軍” (National Defence Forces) , 在長達6年的時間里堅持使用“國家主義”的話語來繼續構建民族國家認同和包容性的國家體制。此外, 盡管反對派內部產生分裂, 但流亡的政治反對派、敘利亞革命和反對力量全國聯盟 (National Coalition for Syrian Revolutionary and Opposition Forces, 簡稱SNOC) , 以及包括被削弱了的自由敘利亞軍在內的武裝組織, 主要的訴求仍是包容性的政治訴求。

  第二, 假設教派紐帶是緊密聯系的, 且“教派主義”被各教派組織及其成員接受, 并是導致?;奈ㄒ灰蛩?。但實際上敘利亞的“教派主義”關系卻是模糊和不固定的, 也不是致使?;⒌奈ㄒ灰蛩?。

  除了“教派主義”外, 以下因素在敘利亞?;械惱味弊饔靡膊蝗菪£? (1) 意識形態因素。2011年, 反集權等政治意識形態促使一些從“教派主義”角度來說應是政府支持者的阿拉維派、基督徒和庫爾德人加入反對派行列。10 (2) 家族、部落因素。對很多鄉村敘利亞人以及貝都因人來說, 家族、部落的忠誠往往使同一家族、部落成員的政治選擇一致, 而通常整個部落到底站在政府還是反對派一邊是由經濟利益驅動的。例如, 阿真達特 (Ageidat) 、哈迪迪因 (Hadidiyin) 和巴格拉 (Baggara) 這些傳統遜尼派部落, 因為在阿薩德的統治下被邊緣化而支持反對派;但相反, 同為遜尼派的本尼·卡里德 (Beni Khalid) 部落由于在阿薩德父子統治下蓬勃發展而繼續支持政府。11 (3) 經濟及階級因素。首先, 反對派雖然大都為遜尼派, 但其最初興起的地區都是有大量農村移民的貧困地區, 在較富裕的地區并沒有太多遜尼派進行抗議。其次, 在占領區, 反對派不論教派對富裕家庭都進行掠奪, 可見經濟因素有時勝過教派因素。再次, 依賴政府薪資的遜尼派官僚、大馬士革和阿勒頗的遜尼派商人等中產階層大多依舊效忠政府, 盡管有些人暗中幫助反對派。2012年反對派襲擊阿勒頗之后, 這個遜尼派占多數的城市主要在經濟上而不是教派上產生了分裂:富裕的西部仍然政府效忠, 而反對派軍隊則在較貧窮的東部建立了根據地。

  第三, 假設“教派主義”的政治模式 (如黎巴嫩的政治模式) 能解決教派沖突。這個假設顯然把問題簡單化了, 并不符合實際。敘利亞復雜的宗教政治情況及獨特的意識形態發展使其政治認同更加復雜。本文將在第三部分對該問題進行闡釋。

  無論如何, 敘利亞?;故遣豢殺苊獾卮右豢急閎舊狹?ldquo;教派主義”的色彩。據報道, 2011年3至4月, 巴尼阿斯 (Banias) 的反對派示威者高喊:“基督徒去貝魯特, 阿拉威去墳墓”?;裟匪掛駁醬商嬌諍糯?ldquo;敘利亞人是一個整體”變為“遜尼派流著同樣的血”。12事件發生后, 溫和的伊斯蘭反對派積極澄清自己的非“教派主義”立場, 而政府在表示自己是維護國家利益而非教派利益的同時認定反對派最終會有“教派主義”的決議, 13這些態度恰恰印證了國家對“教派主義”的恐懼在武裝沖突前就一直存在。

  此后, 被冠以“教派屠殺”的事件層出不窮。早在2011年4月27日, 沙比哈 (Shabiha) 民兵被報道在特卡拉克 (Telkalakh) 屠殺了5至40個遜尼派人時, 14政府就被指控“種族屠殺”。此后, 類似報道越來越多。例如, 2011年12月政府在卡法·歐威德 (Kfar Oweid) 屠殺100人;2012年3月政府在霍姆斯市的巴布·綴阿德 (Bab Driad) 和卡姆·州騰 (karm al Zhoutan) 屠殺50人;2012年4月在塔夫坦納茲 (Taftanaz) 屠殺100人;2012年5月在胡拉 (Houla) 屠殺108人;2012年6月在庫巴耶 (al Qubayr) 屠殺78人;2012年8月在大馬士革的達臘亞 (Darayya) 屠殺200人。這些案例中幾乎所有受害者都是遜尼派阿拉伯人, 而政府聲稱大屠殺是反對派捏造或自己制造的。同樣, 對非遜尼派的屠殺也有報道, 例如, 2012年4月在霍姆斯的卡馬羅茲 (Karmallouz) 15人被殺;2012年12月在阿奇拉布 (Aqrab) 300人被殺;2013年9月在馬克薩·海森 (Maksar al-Hesan) 16人被殺;2013年10月在薩達德 (Sadad) 45人被殺。15這些案例中受害者主要是阿拉威派或基督徒, 反對派也指責這都是政府捏造或激進的圣戰者 (Jihadists) 制造的。此外, 庫爾德人這一長期受歧視的少數族群也被動員起來。最初庫爾德青年隨阿拉伯反對派一起抗議, 后來逐漸成長為暴力的武裝民族主義者, 并建立了民主聯盟黨 (Democratic Union Party, 簡稱PYD) 。激進的反政府遜尼派組織如努斯拉陣線這種“基地組織”的分支也 (Jubhat al-Nusra, 簡稱JAN) 出現了。針對教派的綁架、掠奪財產、性暴力、對教會或清真寺的襲擊等也不勝枚舉。

  可見, “教派主義”確實是敘利亞?;械囊桓鮒匾? 或者可以說敘利亞?;譴幸徊糠?ldquo;教派主義”沖突性質的。但決不能把敘利亞?;耆游膛沙逋? 因為這場?;謝褂瀉芏嘀釗繅饈緞翁?、家族與部落、經濟與社會階層、大國干涉等因素在起作用。

  二、敘利亞“教派主義”的產生與動員

  在敘利亞?;? 關于“教派主義”的兩個問題引起廣泛關注。一是諸如“教派主義”在內的次民族 (國族) 認同到底從何而來?二是“教派主義”到底是怎樣被動員進而導致教派成員產生暴力行為的?

  對于第一個問題也就是“教派主義”的產生, 學界有兩種看法。一種是用現代主義的眼光來審視, 認為不管是民族認同還是次民族認同都是政治認同, 都是精英階層以及現代國家發展帶來的經濟和社會變革所賦予民眾的“想象出的”情感聯系。16依這種解釋, 所謂的“教派主義”者只是用過去的教派認同來合法化自己而已。另一種用前現代主義的眼光來解釋, 認為教派間因為古代就有的分歧與仇恨而使敵意代代相傳, 平時這種敵意處于休眠狀態, 但隨時有可能被一些突發事件重新喚醒和修正轉化為教派沖突。17前一種觀點認為認同主要是自上而下構建出來的, 后一種觀點強調了認同自下而上的形成。

  針對敘利亞“教派主義”的起源, 持前一種觀點的現代主義者認為敘利亞的“教派主義”主要是哈菲茲·阿薩德、巴沙爾·阿薩德父子掌權的結果。18持后一種觀點的前現代主義者認為敘利亞?;辰膛沙逋壞睦┐蠡峁┝嘶?。19然而, 縱觀敘利亞“教派主義”發展的歷史, 就會發現這兩種解釋都存在問題。一方面, “教派主義”的政治化或被政治精英利用的現象并非老阿薩德上臺后才有;另一方面, 當今被敘利亞?;?ldquo;激活”的“教派主義”并不單純是教派間休眠的古老仇恨的爆發, 而是敘利亞政治、經濟、社會現代化過程中矛盾積累和激化的結果。本文認為, 敘利亞“教派主義”的產生有以下幾種原因:

  第一, 古代教派間的矛盾與仇恨。雖然敘利亞今天的“教派主義”毫無疑問會受到現代社會發展的影響, 但古代教派間的分歧、矛盾、仇殺形成的歷史記憶也必然對其有不可磨滅的影響。除了宗教教派之間早期的分歧, 奧斯曼帝國時期遜尼派政府對非遜尼派阿拉伯人實行的教派歧視也影響深遠。在奧斯曼帝國的統治下, 帝國內部的猶太人、基督徒受到差別待遇, 而阿拉維派、德魯茲派這樣的伊斯蘭少數教派甚至因為經常遭到迫害而不得不躲到山里居住, 長此以往, 形成了較強的教派認同。20但值得注意的是, 這種“教派主義”極少被政治化, 奧斯曼帝國實行的是間接統治, 地方首領往往也是宗教領袖, 享有領導權, 所以部落、階層、地域這些因素往往和教派一樣重要。21即使1860年奧斯曼帝國在大馬士革爆發的反基督徒的教派仇殺也不完全出于古代教派間的仇恨, 而更多是遜尼派穆斯林及奧斯曼統治當局對基督徒商業成功以及受西方庇護不滿導致的。22

  第二, 法國“分而治之”的委任統治政策。為了分化以遜尼派穆斯林為主的反法勢力, 法國委任統治當局在敘利亞廣泛鼓勵并擴大教派之間的差異。231920年法國委任統治確立后, 先將原 (大) 敘利亞地區劃分為黎巴嫩 (1920年8月) 、“阿拉維派國” (1920年8月) 、大馬士革獨立區 (1920年) 、阿勒頗獨立區 (1920年) 、亞歷山大勒塔“自治區” (1921年8月) 、“杰貝爾德魯茲國” (1922年) 六個部分進行統治;后又將敘利亞 (不含黎巴嫩) 劃分成“阿拉維派國”、敘利亞 (大馬士革區和阿勒頗區的合并) 、亞歷山大勒塔自治區、杰貝爾德魯茲國四部分, 直到1936年。這樣的行政劃分強化了敘利亞少數教派的教派認同, 同時, 法國委任統治當局向少數教派征兵的政策直接改變了原來敘利亞的教派權力結構, 加重了敘利亞的“教派主義”。24

  第三, 敘利亞建國后的政治發展軌跡與政府教派政策的失誤。由于法國人的過度征兵, 遜尼派對軍事事業的蔑視, 以及參軍能給較貧窮的少數教派提供進步的機會, 少數教派群體在軍隊中的比例異常高。這致使少數教派在此后各種軍事政變中扮演著主要角色, 例如, 阿拉維派軍官在1963年、1966年和1970年的政變中均占主導地位。1970年, 屬于阿拉維派的老阿薩德的上臺徹底改變了敘利亞的政治發展軌跡。在民族國家認同構建的表面下, 教派、部落和地區的認同還在繼續。而復興黨政府一些教派政策, 比如老阿薩德政府、對穆斯林兄弟會的鎮壓, 以及巴沙爾一度釋放大量穆斯林兄弟會成員等舉措都一定程度埋下了催生現代“教派主義”的禍端。

  第二個問題即“‘教派主義’怎樣被動員起來”更加引人關注。消極的“教派主義”情緒不論是在敘利亞還是中東一直都不罕見, 而“教派主義”情緒或教派認同在敘利亞?;幸蠔握位捅歡逼鵠從任酥蹌?。埃里克·考夫曼對教派戰爭的分析有助于我們對這一問題的理解??擠蚵銜? 多教派的國家中本身具有各教派共存的自然秩序, 只有長期和短期因素的結合才會打破這一局面, 使之發展為暴力沖突。首先, 各教派通常具有幾個世紀存在的歷史, 且相互間有古老的仇恨和不信任感;其次, 教派間存在經濟競爭, 且處于“外圍”的教派正在從實力下降的“核心”教派身上取得物質利益;再次, “有操縱力的精英”為實現自己更大抱負而促進和發展某一教派。當然, 精英們也必須在短期內有進行“教派主義”動員的機會——重大的政治或結構性變革;最后, 教派成員必須有真正的對本教派群體滅絕的恐懼, 隨之引發該群體為了安全考慮而愿意支持或至少不反對集體使用暴力反抗。25敘利亞“教派主義”被動員的情況基本符合考夫曼的分析元素, 但又具有自身特點。本文將這些元素分為長期因素、短期因素、導火索三類, 具體如下:

  第一, 從長期因素來看, 敘利亞各教派間自古便存在矛盾與仇恨, 但“有操縱力的精英”的行為卻是激化“教派主義”的最重要原因。哈達德認為精英政策只能反映或加劇社會中現有的教派間的緊張關系, 26而本文認為現代的教派沖突不能完全歸因于古代的仇恨, 精英的參與本就是長期因素中的重要部分。其中, 三種“有操縱力的精英”對敘利亞“教派主義”動員影響重大:第一種, 統治政權中的精英。無論是奧斯曼帝國、法國委任統治政權、敘利亞建國后的歷任政府中的精英, 都曾為了獲得短期政治利益而將次民族認同政治化了。第二種, 地方精英。20世紀20年代, 大批教派 (尤其是少數教派) 領袖為了加強自己的權利而擁護法國委任統治當局將教派認同政治化的政策;20世紀70年代, 穆斯林兄弟會在與老阿薩德的斗爭中將遜尼派的教派認同政治化;如今敘利亞?;杏殖魷至誦磯嗌偈膛傻牧煨?。第三種, 國際精英。無論是20世紀70年代的埃及、約旦, 還是今天試圖影響敘利亞局勢的美國、沙特阿拉伯、卡塔爾、土耳其, 或是非國家的國際行動者, 如媒體或圣戰分子, 都或多或少出于自己的目的而將敘利亞的教派矛盾政治化了, 并從人民底層強化了這種政治化了的教派認同。

  第二, 從短期因素來看, 敘利亞?;舊肀閌羌せ岸?ldquo;教派主義”的短期因素, 但敘利亞人并沒有因此喪失對民族國家的認同。如前文所述, 敘利亞?;肥翟詼嚳降慕槿?、煽動下成了短期內動員“教派主義”的“良機”;但值得注意的是, 即便是由“教派主義”情緒驅動的部分敘利亞反對派, 仍常常使用具有包容性的“國家主義”話語進行政治動員。在政治領域, 進行“教派主義”動員的機會不是國家的崩潰, 而是政權更迭的威脅。在敘利亞, “教派主義”的動員與在伊拉克、黎巴嫩不同, 因為人們沒有看到政權的徹底垮臺。甚至在某些地區, 即使出現了政權的崩潰, 也仍然存在對“教派主義”的排斥。這說明, 敘利亞存在多種認同, “教派主義”認同并不占主導地位。

  第三, 作為“導火索”, 對本教派群體可能滅絕的恐懼, 將長期因素與短期因素結合, 進一步動員了敘利亞的“教派主義”。不論是阿拉維派在歷史上被遜尼派政府迫害的經歷, 還是1860年遜尼派穆斯林對基督徒的大屠殺, 敘利亞少數教派成員都不會忘記。正是這種歷史記憶以及擔心被集體滅絕的恐懼心理, 極易被政治精英利用, 使之成為將動員“教派主義”的長期因素與短期因素聯合起來的繩索。這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方面, 巴沙爾政府在敘利亞?;趵昧蘇庵摯志逍睦? 力圖將所有反對派冠以“教派主義”者的頭銜予以打擊。?;豢? 政府便對溫和的反對派進行暴力鎮壓, 并在官方媒體上將反對派定義為伊斯蘭“教派主義”者, 進而激起考夫曼分析的少數教派成員的安全困境及對種族滅絕的恐慌, 爭取非遜尼派反對者對政府的支持。政府這種輿論宣傳在努斯拉陣線和“伊斯蘭國”出現后更加強烈了。另一方面, 當2012年反對派占領大量領土后, “教派主義”及其符號在敘利亞?;醒桿僭黽?。面對日益升溫的?;? 敘利亞政府接受了具有“教派主義”標簽的“真主黨”和伊朗什葉派民兵的幫助, 重組國防軍 (NDF) 。這支軍隊官方上是世俗軍隊, 但政府鼓勵其成立了由地方教派尤其是阿拉委派、德魯茲派、基督徒主導的地方下屬單位。在國防軍之外, 更具教派認同的支持政權的民兵也陸續出現, 例如德魯茲賈什穆瓦希瓦 (Jaysh al-Muwahhideen, Army of Monotheists, 意為“一神論者軍隊”) 27和阿拉維穆卡瓦瑪阿薩 (al-Muqāwama as-Sūrīya, The Syrian Resistance, 意為“敘利亞抵抗運動”) 28。同時, 先前受到抑制的“教派主義”符號激增。民兵的宣傳和大馬士革的市場上出現了德魯茲的五色星和什葉派的祖爾菲卡 (Zulfiqar) 劍等標志, 29這在以前少數教派沒有安全恐懼之前絕不可能發生。即便如此, 這些“教派主義”符號也總是與“國家主義”符號一起出現。這又一次說明, “教派主義”遠不是敘利亞?;ㄒ壞那蛩?。

  三、“教派主義”與敘利亞民族認同

  綜上所述, 敘利亞?;洳皇墻膛沙逋? 但仍充斥著“教派主義”元素。因此, “教派主義”也將在敘利亞未來重建中繼續扮演重要角色, 為敘利亞政府、經濟、安全、文化等多方面的重建提出挑戰。而所有這些挑戰其實最終都源于對敘利亞民族認同的挑戰, 換句話說, 在敘利亞重建中最棘手的將是受“教派主義”影響的敘利亞民族認同的重建。

  本文認為, 敘利亞雖因?;蠱涔?、人民受到重創, 使“教派主義”得到一定程度的“復興”, 但敘利亞民族認同仍然存在, 其國民乃至難民仍言必提其“國家”。但由于敘利亞的“國家主義”自產生之初就與“教派主義”有千絲萬縷的聯系, 不論是“大敘利亞主義”這一“阿拉伯民族主義”先聲的誕生, 30或是民族主義者在法國委任統治下逐漸構建出的敘利亞國家的雛形, 還是敘利亞國家獨立后的政治發展都具有“教派主義”的影子。1970年, 阿拉維派出身的哈菲茲·阿薩德通過政變上臺, 使國家主義與“教派主義”之間的復雜關系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因此, 本文選擇哈菲茲·阿薩德和巴沙爾·阿薩德統治時期敘利亞“教派主義”與民族認同的關系來對二者關系進行闡釋。

  哈菲茲·阿薩德時期, 敘利亞“教派主義”與民族認同的關系如下:

  第一, 政府使用世俗的“阿拉伯復興社會主義”思想構建“阿拉伯”敘利亞民族認同, 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教派主義”。首先, 政府將所有敘利亞人不論教派定義為“阿拉伯敘利亞人”, 31并通過堅定的反以色列立場、對黎巴嫩的“特殊關系”等外交政策來強化這種認同。其次, 拉攏遜尼派穆斯林參與政府管理, 如1984年上任的副總統穆斯塔法·塔拉斯 (Mustafa Tlass) , 并釋放大量遜尼派政治犯。32再次, 加強民族教育、文化藝術、歷史、體育等多方面建設, 33甚至大搞個人崇拜, 以此強化敘利亞民族認同。

  第二, 宗教上弘揚遜尼派伊斯蘭教, 實際提升了阿拉維派的綜合實力, 致使“教派主義”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回潮。一方面, 老阿薩德政府在推行世俗化的民族認同構建的同時, 也利用宗教認同鞏固其政府的合法性。與薩達姆執政后在什葉派占多數的伊拉克大力弘揚遜尼派伊斯蘭教不同, 老阿薩德不僅沒有刻意推崇伊斯蘭教什葉派教義及文化, 反而將遜尼派伊斯蘭教及其文化放在優先地位, 學校中教授的伊斯蘭教知識都是遜尼派伊斯蘭教知識。34同時, 哈菲茲·阿薩德努力淡化自己阿拉維派的教派身份。在試圖取消1973年憲法第三條“總統必須是穆斯林”未成功后, 老阿薩德說服黎巴嫩什葉派領導人穆薩·薩德爾 (Musa al-Sadr) 宣布阿拉維派為什葉派中的12伊瑪目派, 35從而使阿薩德符合成為敘利亞總統的條件。36另一方面, 阿拉維派綜合實力不斷提高, 引起遜尼派的不滿。老阿薩德統治時期, 不僅阿拉維派在軍隊、復興黨、政府部門中占絕對優勢, 37政府還積極吸納德魯茲派等少數教派成員, 38這引起遜尼派穆斯林極大不滿。即便在世俗化推行最廣泛的教育領域, 阿拉維派也是最大受益者。原來在敘利亞文盲率最高的阿拉維派成員得到政府允許成批遷居到大城市, 形成大批新的富有階層和受過良好教育的在政府部門工作的中產階層。因此, 由遜尼派穆斯林組成的“穆斯林兄弟會”開始反對阿薩德的世俗化政策, 指責其為“非穆斯林”。

  在這里, 值得注意的是庫爾德人問題, 雖然庫爾德人不屬于本文討論的“教派”范疇, 39但作為中東跨界民族以及在敘利亞?;蟹⒒又匾饔玫納偈迦悍淺V檔霉刈???舛氯慫淙輝謐誚躺洗蠖嘈叛鲅紡崤梢了估冀? 但從族群上來說屬于少數族群。在少數教派成員受益于老阿薩德政府, 甚至德魯茲人、貝都因人都被允許保留了自己的傳統法庭40的同時, 庫爾德人這支占少數的非阿拉伯人教派 (族群) 卻受到種種壓制。在“阿拉伯復興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推行下, “非阿拉伯”的族群認同被強行禁止, 庫爾德人的文化被視為“非法”, 不允許庫爾德人用庫爾德語教學, 或命名兒童、村莊、街道等, 更不允許過庫爾德人傳統節日。41這些政策激化了庫爾德人與政府的矛盾, 使其“族群認同”上升, 最終在敘利亞?;鋅妓咔笞約旱淖迦豪?。

  巴沙爾·阿薩德時期, 敘利亞“教派主義”與民族認同的關系如下:

  第一, 雖然?;靶鵠歉鶻膛沙て誚銜推降毓泊? 但教派認同及具有“教派主義”話語的反對聲音在巴沙爾統治初期已公開化。20世紀90年代, 時為總統之子巴沙爾·阿薩德領導進行了后來被西方譽為“大馬士革之春”的短暫改革, 放寬了對言論、集會的限制, 敘利亞出現了由世俗分子、社會主義者、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知識分子、黨派和非政府組織組成的民間反對派。他們是最先進行自發性初步抗議活動并提出政治要求的群體。2000年, 巴沙爾·阿薩德繼任總統, 卻很快違背了他要進行進一步改革的承諾, 又恢復了從前對異議的壓制。2005年10月16日, 一些反對派代表和知識分子簽署了“大馬士革宣言”, 呼吁建立一個“不分種族、族群、宗教、教派、部落, 所有公民享有同樣權利和義務”42的國家。這種與“教派主義”相反的、充滿“國家主義”的政治宣言也包含了維護少數族群利益的要求:“在敘利亞土地和人民的統一的基礎上對敘利亞的庫爾德問題進行民主的解決。”42

  第二, 巴沙爾的政治改革損害了遜尼派的利益, 加重了“教派主義”矛盾。巴沙爾為了鞏固自己力量, 2005年排擠了一批以塔拉斯為首的老遜尼派中堅力量, 加強了以阿拉維派為主甚至是自己家族在政府中的力量。43

  第三, 巴沙爾的經濟改革損害了遜尼派利益, 削弱了政府部門力量, 使“教派主義”有機可乘。首先, 巴沙爾將許多新的經濟機會交給了以其堂兄拉米·馬克洛夫 (Rami Makhlouf) 為代表的政權精英, 44形成了明顯的以阿拉維派為主, 包含一些遜尼派、基督教徒在內的精英階層, 45給人以阿拉維派勢力擴張的感覺。其次, 政府實施市場改革削減了對普通人的關鍵補貼, 受影響最嚴重的是遜尼派農民。由于農業管理不善, 農民們長期依靠柴油和化肥補貼生活。2006年10月, 敘利亞東北部地區遭受了嚴重干旱, 再加上補貼的取消, 根據聯合國的估計, 僅東北地區農村就有30萬人口向外移民, 并在敘利亞城市周邊建立起貧民窟。46再次, 經濟改革也影響了敘利亞的社會結構。工人、農民工會、軍隊以及復興黨的預算都被削減了, 一些社會服務被轉包給慈善機構和非政府組織。這削弱了政權與選民的聯系, 以及對社區和村莊的滲透, 47以“穆斯林兄弟會”為代表的宗教組織遂滲透進這些權力真空地區。

  可見, “教派主義”在過去長期影響著敘利亞民族認同, 并在阿薩德父子執政時期表現得尤為明顯與復雜。今天, 敘利亞重建迫在眉睫, 雖然巴沙爾去留、資金困難、和平談判、外國撤軍等問題成為重建中最引人關注的話題, 但“教派主義”仍是其中繞不過去的阻礙與挑戰, 勢必影響到重建的方方面面。雖然沙特、土耳其甚至歐盟等多方均曾表示敘利亞和談必須以巴沙爾下臺為前提, 48但值得深思的是巴沙爾在敘利亞持續?;?年還在臺上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敘利亞在巴沙爾下臺后又將何去何從?誰能在巴沙爾之后擔負起統一這個國家的責任?教派分權的政府體制是不是能解決敘利亞“教派主義”的根本問題, 給敘利亞帶來和平和健康的發展?還是這會加劇敘利亞的“教派主義”, 使該國的政治、經濟、文化都陷入被“教派主義”分裂的更危險的局面?所以, 敘利亞政治重建中最大難題可能不是建立怎樣的政權而是政府怎樣調節“教派主義”與民族認同之間的矛盾, 使敘利亞政治發展重回正軌。

  注釋

  1 林涵:《巴沙爾當面感謝普京:多虧俄羅斯, 拯救了敘利亞》, 《環球時報》2017年11月22日。//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7-11/11391751.html。
  2 F.Haddad, Sectarianism in Iraq:Antagonistic Visions of Unity,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1, p.31.
  3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ectarianism.
  4 I.Rabinovcih, “The End of Sykes-Picot?Reflections on the Prospects of the Arab State System”, Brookings, Middle East Memo, February 2014.//www.brookings.edu/~/media/research/files/papers/2014/02/sykes%20picot%20rabinovich/sykes_picot_rabinovich.pdf.
  5 Rustum Mahmoud & Stephan Rosiny, “Opposition visions for preserving Syria’s ethnic-sectarian mosaic”, British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 October 2016, pp.1-20.
  6 F.Haddad, Sectarianism in Iraq:Antagonistic Visions of Unity,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1, p.37.
  7 S.Ismail, “The Syrian Uprising:Imagining and Performing the Nation”, Studies in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11, no.3 (2011) :pp.358-549.
  8 Syrian National Council, “Political Program for the Syrian National Council”, 20 November 2011, //goo.gl/ooTPfL.
  9 Ibid.
  10 S.Starr, Revolt in Syria:Eye-witness to the Uprising,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2, p.120.
  11 D.Chatty, “Syria’s Bedouin enter the Fray:How Tribes could keep Syria Together”, Foreign Affairs, November 13, 2013, //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140266/dawn-chatty/syrias-bedouin-enter-the-fray.
  12 A.Tabler, In the Lion’s Den:An Eyewitness Account of Washington’s Battle with Syria, Chicago, IL:Lawrence Hill Books, 2011, p.233.
  13 S.Ismail, “The Syrian Uprising:Imagining and Performing the Nation”, Studies in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11, no.3 (2011) , pp.358-549.
  14 R.Fisk, “We will never Cease our Struggle until we Bring Down Assad”, Independent, 2 May 2011, //www.independent.co.uk/voices/commentators/fisk/robert-fisk-we-will-never-cease-our-struggle-until-webring-down-assad-2277704.html.
  15 Christopher Phillips, “Sectarianism and conflict in Syria”,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36, No.2, 2015, pp.357-376.
  16 F.Halliday, Nation and Religion in the Middle East, London:Saqi books, 2000, pp.23-37.
  17 F.Haddad, Sectarianism in Iraq:Antagonistic Visions of Unity,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17-20.
  18 P.Droz-Vincent, “State of Barbary (Take Two) :From the Arab Spring to the Return of Violence in Syria”, Middle East Journal, 68, no.1 (2014) :33-58.p.40.
  19 G.Abdo, “The New Sectarianism:The Arab Uprisings and the Rebirth of the Shia-Sunni Divide”, Brookings, SD:Saban Center for Middle East Policy Paper, April 10, 2013, p.2.
  20 H.Batatu, Syria’s Peasantry, the Descendants of its Lesser Rural Notables, and their Politics, 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p.17.
  21 H.Batatu, Syria’s Peasantry, the Descendants of its Lesser Rural Notables, and their Politics, 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p.12.
  22 B.Masters, Christians and Jews in the Ottoman Arab World:The Roots of Sectarianis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8.
  23 B.T.White, The Emergence of Minorities in the Middle East:The Politics of Community in French Mandate Syria, 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1, p.44.
  24 王霏:《試論敘利亞的族群、教派與地域忠誠問題》, 《阿拉伯世界研究》2016年第1期, 第33頁。
  25 S.J.Kaufman, Modern Hatreds:The Symbolic Politics of Ethnic War, 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3-12.
  26 F.Haddad, Sectarianism in Iraq:Antagonistic Visions of Unity,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17-20.
  27 A.J.al-Tamimi, “The Druze Militias of Southern Syria”, Syria Comment, November 13.2013, //www.jos hualandis.com/blog/druze-militias-southern-syria/.
  28 A.J.al-Tamimi, “A Case Study of ‘The Syrian Resistance’, A Pro-Assad Militia Force”, Syria Comment, September 22, 2013, //www.joshualandis.com/blog/aymenn-al-tamimi-speaks-to-ali-kayali-and-pro files-the-syrian-resistance-a-pro-assad-militia-force/.
  29 O.A.Rifai, “The War of Identities amidst the Syrian Uprising:The Continual Reproduction of Sub-state Identities and the Quest to Reconstruct Syrian National Identity”, MPhil diss., University of St.Andrews, June 2014.https://research-repository.st-andrews.ac.uk/handle/10023/6353
  30 王霏:《從宗教社團認同看19世紀“大敘利亞認同”的起源》, 《世界宗教文化》2016年第6期, 第13-21頁。
  31 Eberhard Kienle, “Arab Unity Schemes Revisited:Interest, Identity and Policy in Syria and Egyp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27, No.1, 1995, pp.53-67.
  32 Oded Haklai, “A Minority Rule over a Hostile Majority:The Case of Syria”, Nationalism and Ethnic Politics, Vol.6, No.3, Autumn 2000, pp.19-50.
  33 詳見王霏、張丹:《阿薩德統治時期敘利亞阿拉維派的認同困境》, 《世界宗教文化》2017年第1期, 第24頁。
  34 J.Landis, “Islamic Education in Syria:Undoing Secularism”, Paper presented at “Constructs of Inclusion and Exclusion:Religion and Identity Formation in Middle Eastern School Curricula, ” Wat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Brown University, 2003.https://www.ou.edu/content/dam/International/IPHome/Bios/landisdoc/IslamicEduinSyria.pdf.
  35 Christopher Phillips, “Sectarianism and conflict in Syria”,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36, No.2, 2015, pp.357-376.
  36 在敘利亞歷史中, 阿拉維派長期不被伊斯蘭教認可, 遜尼派甚至什葉派也將其視為異端。詳見王霏:《“法特瓦”與阿拉維派被承認的歷史》, 《世界宗教研究》2012年第6期。
  37 詳見王霏、張丹:《阿薩德統治時期敘利亞阿拉維派的認同困境》, 《世界宗教文化》2017年第1期, 第25頁。
  38 Derek Hopwood, Syria:1945-1986:Politics and Society, London:Unwin Hayman, 1988, p.93.
  39 西方的“教派主義”一詞Sectarianism往往涵蓋庫爾德人這一“族群”。
  40 Christopher Phillips, “Sectarianism and conflict in Syria”,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36, No.2, 2015, pp.357-376.
  41 K.Yildiz, The Kurds in Syria:The Forgotten People, London:Pluto Press, 2005, pp.91-93.
  42 Damascus Declaration (English) , The Damascus Declaration for Democratic National Change, 16 October, 2005, //goo.gl/LT krH5.
  43 R.Hinnebusch, “Syria:From ‘Authoritarian Upgrading’ to Revoluti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88, no.1 (2012) :95-113.
  44 S.Ismail, “Changing Social Structure, Shifting Alliances and Authoritarianism in Syria”, edited by F.Lawson, Demystifying Syria, London:Saqi, 2009, pp.13-28.
  45 S.Azmeh, “The Uprising of the Marginalised:A Socio-economic Perspective of the Syrian Uprising”, LSE Middle East Centre Paper Series, London:LSE, November 6, 2014.//www.lse.ac.uk/middleEastCentre/Events/events2014/SA-13-10-14.aspx.
  46 F.De Chatel, “The Role of Drought and Climate Change in the Syrian Uprising:Untangling the Triggers of the Revolution”, Middle Eastern Studies, 50, no.4 (2014) :521-535.
  47 R.Hinnebusch, “Syria:From ‘Authoritarian Upgrading’ to Revoluti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88, no.1 (2012) :95-113.
  48 《沙特稱敘利亞未來不應有巴沙爾:過渡階段也不行》, 《參考消息》2017年8月16日, //war.163.com/17/0816/08/CRUST1R3000181KT.html。

    王霏.“教派主義”與敘利亞重建[J].世界宗教研究,2019(04):162-170. 轉載請注明來源。原文地址://www.wbtzv.com/html/zhlw/20191202/822126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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